立冬前等一场初雪，落满旧墙头与少年心事

起笔

十一月头一个礼拜，天阴得像一块没拧干的灰布，沉甸甸地挂在城市上头。我站在老城墙根儿底下，仰头看那截残存的旧墙头——砖缝里钻出几簇枯黄的狗尾巴草，风一过就簌簌地摇，摇得人心也跟着晃。空气里有一股湿漉漉的土腥味，是雪要来的那种腥，可左等右等，雪就是不肯落。

墙根下有个卖烤红薯的老汉，铁皮炉子烧得正旺，甜丝丝的焦香顺着风钻过来，勾得人挪不动脚。我买了一个，烫得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，像捧着一小团刚出炉的夕阳。老汉用铁钳拨了拨炉膛里的炭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今儿个雪怕是悬了，云太薄。”我笑笑，没接话。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雪这东西最会拿乔，你越是眼巴巴地等，它越是要磨蹭到后半夜，趁人睡熟了才悄悄铺满屋顶和树梢。

可我还是愿意等。立冬前的这场雪，我等了快二十年了——从少年时趴在教室窗台上等，等到如今站在旧墙根儿底下，用买一个烤红薯的工夫，再等一回。

那年墙头上的雪人，画得歪歪扭扭

我想起阿原。那时候我们念初二，教室在三楼最西头，窗户正对着一段老城墙。冬天一到，城墙上的爬山虎红得像着了火，风一吹，枯叶子哗啦啦往下掉，掉进墙根儿的排水沟里，把沟都填满了。阿原坐我前排，上课老走神，眼睛总往窗外瞟。有一回数学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，他愣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老师，外头好像下雪了。”全班哄堂大笑。老师气得粉笔头一扔，准他站到走廊上去看个够。

那天真下了雪，是那年冬天的头一场。雪粒子先是稀稀拉拉地敲在窗玻璃上，像谁抓了把盐撒过来；后来越下越密，变成大片大片的絮，慢悠悠地飘，飘得人心里发痒。下课铃一响，阿原头一个冲出教室，在走廊上张开胳膊转圈，嘴里嗷嗷地叫。我追出去，他一把拽住我袖子：“走，上墙头画雪人去！”

我们绕到城墙背面，那儿有一段塌了半截的矮墙，墙头积了薄薄一层雪，刚好够用手指头画画。阿原伸出一根冻得通红的手指，在雪上画了个圆脑袋，又画了俩歪歪扭扭的眼睛，一个往上斜，一个往下耷拉。“这是你，”他指着那个歪眼睛雪人说，“你上课老打瞌睡，眼睛睁不开。”我照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，抓了把雪按在他脖领子里。他嗷一嗓子蹦起来，雪沫子溅了我们一身。两个人就在墙根儿底下追着打，笑得肚子疼，呼出的白气搅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

后来雪停了，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，墙头上那个歪眼睛雪人一点点化掉，先没了鼻子，又没了嘴，最后只剩一摊水渍，顺着砖缝往下渗。阿原蹲在墙根儿看了半天，说：“明年冬天它还会长出来。”我说你傻不傻，雪人哪能长出来。他梗着脖子犟：“怎么不能？雪年年下，墙年年在这儿，画上去就是长出来了。”

那时候觉得日子长得没边儿，一个冬天能下好几场雪，每场雪都能在墙头上画一个新雪人。哪知道后来城墙拆了一段又一段，阿原也去了南边念书，从此再没一起等过雪。

后来雪落在他乡，落在没有旧墙的屋顶

阿原走的那年也是立冬前后。他来跟我道别，穿一件新买的羽绒服，拉链拉到下巴颏儿，说话时下巴一抬一抬的。“广州那边不下雪，”他说，“听说冬天还穿短袖。”我问他那你还去？他挠挠头，说：“我妈说那边机会多。”说这话时他眼睛没看我，盯着城墙根儿那几棵光秃秃的槐树，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正打着旋儿往下掉。

他走以后，头两年还写信。信里说广州的冬天湿冷湿冷的，开空调暖风吹得人头晕，不如咱们这儿烧蜂窝煤踏实。又说珠江边上有卖烤红薯的，贵得要命，一个顶咱们这儿仨，还没咱们的甜。我把信拿给我妈看，我妈说这孩子在外头想家了。后来信就稀了，再后来变成手机短信，一条比一条短，最后只剩过年过节群发的祝福，连名字都不改，一看就是转发的。

前年他回来过一趟，是给他爸办丧事。我在殡仪馆门口见着他，人胖了一圈，头发梳得油亮，手里夹着根烟，见了我先递烟，我摆摆手说不抽。他愣了一下，自己点上，抽了两口才说：“你倒没怎么变。”我说你变了不少。他笑了笑，那笑跟当年画雪人时不一样了，嘴角扯上去，眼睛里没光。我们站在台阶上说了十来分钟话，说的都是房子、孩子、老人的病，一句也没提城墙和雪。临走他拍拍我肩膀：“有空上广州玩。”我说好。都知道是客套话。

他上车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绕到那段残墙那儿站了会儿。墙头又积了薄薄一层雪，新雪盖旧痕，可再没有人伸手指头在上头画歪眼睛雪人了。我伸出手，在雪上按了个手印，五根手指头清清楚楚的，像某种笨拙的记号。

等雪的人，其实是在等从前的自己

这些年我渐渐咂摸出一点味儿来：等雪这事儿，跟雪本身没多大关系。雪来不来，什么时候来，来了落多厚，都不是人说了算的。可人还是年年等，入了冬就支棱着耳朵听天气预报，听见“雨夹雪”三个字心里就一哆嗦。图什么呢？

图的是雪落下来那一会儿，世界忽然变慢的那种感觉。雪花斜斜地飘着，不紧不慢的，落在旧墙头上，落在枯枝上，落在你摊开的手心里，一碰就化。就那么一小会儿，手机不响了，车不堵了，楼底下装修的电钻声也歇了，天地间只剩下窸窸窣窣的落雪声。那时候你会觉得，日子原本就该这么慢的，慢到能听见自己心跳。

可我后来才明白，我等雪，等的不光是那个慢下来的片刻。我等的是雪落在旧墙头上，墙头上还留着少年时画雪人的指印；我等的是雪落下来时，身边有个能一块儿嗷嗷叫、抓把雪塞进对方脖领子的人。这些都没有了。城墙拆了，阿原走了，当年一起在雪地里追着打的那些人都散在外头，散在那些冬天不落雪的地方。所以立冬前的雪越下越像一场独角戏，我一个人站在墙根儿底下，把烤红薯从左手倒到右手，再从右手倒回左手，等一个不会来的人。

可你要说这等待没意思，我也不认。人心里头总得留点念想。雪还没来，天还阴着，那截旧墙头还杵在那儿，砖缝里的狗尾巴草还在风里摇，这些就够人暖一阵子了。等雪的人，其实是在等从前的自己——等那个从教室里冲出来、在走廊上张开胳膊转圈的少年，等那个梗着脖子说“明年还会长出来”的傻小子。他一直在墙根儿底下站着呢，只是雪还没落下来，看不太清。

今夜风停了，雪大概在路上

天擦黑的时候我往家走。烤红薯吃完了，手指头上黏糊糊的糖渍蹭在裤兜上，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子。风比傍晚小了，云层好像薄了些，能看见月亮毛茸茸的边儿。路灯一亮，行道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，光秃秃的枝丫像墨线勾出来的。

走到小区门口，碰见邻居老周遛狗回来。他哈着白气跟我打招呼：“这天儿，该下雪了吧？”我说是啊，该下了。他抬头看看天：“我看悬，云散了。”我说散不了，后半夜准下。老周哈哈一笑：“你倒笃定。”我也笑。这种笃定没道理可讲，就是等得年头多了，心里自有一杆秤，知道雪该什么时候来、从哪个方向来、先落在哪片屋顶上。

上了楼，我没开大灯，只拧亮书桌前那盏台灯。窗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，我用手指头在上面画了个歪眼睛的圆脑袋——跟当年阿原画的一模一样。画完自己乐了，拿手机拍了张照，想发给阿原，翻到通讯录里他的名字，犹豫半天，还是锁了屏。

算了。等真下了雪，拍张旧墙头的照片给他瞧，他自然明白。

今夜风停了，雪大概在路上。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让冷丝丝的空气灌进来，钻进被窝里，像少年时睡在教室后排打瞌睡，被从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冻醒。那时候一睁眼，窗外白茫茫一片，阿原趴在桌上冲我挤眼睛，说：“走啊，画雪人去。”

写在最后

写完这些字，我又趴到窗台上往外看。路灯底下干干净净的，别说雪了，连颗雪粒子都没有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落空。写字的这两个钟头里头，雪已经在我心里落过一遍了——落在十几年前的旧墙头上，落在阿原歪歪扭扭的指印上，落在那件塞进我脖领子的碎雪里。纸上的雪，有时候比天上的雪还实在。

明天要是还没下，我就再买一个烤红薯，还站那堵墙根儿底下等。等得着等不着，都不亏。愿你那儿也有一堵旧墙头，愿雪落下来的时候，你正跟谁说笑着，脖子后头冷不丁被塞进一把碎雪，凉得直缩脖子，嘴里骂着，心里却热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