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冬前夜北风敲窗，忽然想起那年离家时父亲的叹息

起笔

北风是半夜翻过墙头来的。先是试探性地推了推窗框，见没人理会，索性大起胆子，绕着屋檐呜呜地哭起来。我醒在凌晨两点十七分，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。窗外那棵老梧桐早已光秃，最后几片枯叶被风攥着，在玻璃上沙沙地蹭，像谁用指甲轻轻叩门。

起身倒了杯热水，没开灯。杯子捧在手里，热气顺着指缝往上爬，爬到手腕就散了。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水在杯里晃荡的声音，可窗外却是另一番天地——风从北边来，带着一股子干冷干冷的土腥气，刮过楼缝时变成尖细的哨音，扑到窗上又成了闷闷的鼓点。一阵一阵的，没完没了。

我忽然就站在了那里，脚底发凉，心口发紧。这风声太熟了，熟得像一件穿旧了的棉袄，领口袖口都磨出毛边，可一上身，肩是肩、袖是袖，哪儿都服帖。我记起来了，多年前的那个冬夜，北风也是这样敲着窗，父亲坐在灶前，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，叹了一口很长的气。

那口气，和今夜的风一样，又沉又缓，绕了好多年，还是没散。

那间漏风的堂屋

我老家在淮河北岸一个叫柳树洼的村子。说是洼，其实地势不低，只是村东头有条干沟，一下雨就积水，四邻八乡的人便随口叫开了。我家老屋是爷爷手里盖的三间土坯房，堂屋正中挂着一幅褪了色的中堂画，画的是松鹤延年，鹤的脖子已经裂了一道缝，用透明胶粘着。墙根常年摆着一张方桌，桌腿垫过三回砖头，还是晃。

立冬前后，堂屋的门缝就成了风口。母亲会用旧棉花和布条塞一遍，塞完了，风还能从窗纸的破洞里钻进来。我趴在桌上写作业，钢笔尖冻得不下水，就放在嘴边呵气。父亲从地里回来，胶鞋上沾着湿泥，往门槛上一磕，泥块掉下来，砸出一个小坑。他不说话，先去灶房添柴，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，他舀一瓢灌进暖壶，剩下的倒进搪瓷盆，朝我努努嘴：“泡泡脚。”

那盆底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黑铁，母亲用砂纸磨过，怕扎脚。我把脚伸进去，水烫得直缩，父亲就蹲下来，粗糙的手掌按住我的脚背，慢慢往下按。“忍着点，烫烫解乏。”他的手心全是裂口，虎口那道最深的，像干涸的河床，裂口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。

那年我十六岁，读高一。学校在镇上，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。父亲说，好好念，念出去就不用刨地了。他说这话时从不看我，眼睛盯着灶膛里的火，火光一跳一跳的，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。

可我没念出去。高二下学期，母亲查出胆结石，住院开刀，花了一万多。那年的立冬特别冷，北风从早刮到晚，把院里晾的萝卜干都吹到了墙外。父亲去邻村借钱，回来时自行车链条断了，他推着车走了八里地，进门时棉袄后背湿了一大片，也不知是汗还是雪化了。他没说借到没借到，只把一沓子皱巴巴的票子压在枕头底下，夜里翻来覆去地翻身，床板吱呀吱呀响了一宿。

第二天吃早饭，我扒拉着碗里的红薯稀饭，说：“爹，我不念了，跟二柱去城里打工。”父亲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，夹着的那块咸菜掉回碗里，溅起一点汤水。他没抬头，闷声说：“吃你的饭。”

可我知道，他听见了。

蛇皮袋与那一声叹息

走的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八，立冬刚过三天。天还没亮，母亲就起来烙饼，面是头天晚上发的，在炕头焐了一夜。她烙一张，就往塑料袋里装一张，装满了又拿纱布裹一层，说路上凉了不好吃。我蹲在灶前烧火，火光映着母亲弓着的背，她头上的白头发比去年多了不少，一根一根，在灶火里闪着银丝。

父亲从里屋出来，手里拎着一只蛇皮袋。那袋子是装化肥用的，上头印着“复合肥”三个大红字，他翻过来，用反面。袋子里塞着我的两件旧褂子、一条秋裤、一双解放鞋，还有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书角卷得厉害，是我从镇上旧书摊花三块钱买的。父亲把袋子递给我，手在袋口上按了按，好像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。

“到了地方，给村部打个电话。”他说。村部有一部摇把子电话，打一次五毛钱，看电话的老赵头耳朵背，喊话得扯着嗓子。

我嗯了一声，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，袋口没扎紧，露出半截书脊。母亲追出来，往我兜里塞了二十块钱，都是五块一块的，叠得整整齐齐。她说：“别省着，该吃吃。”说完就转过身去，假装去收院里晾的衣裳。

父亲送我到村口。那天的风是从北边麦地里刮过来的，带着霜，刮在脸上像细砂纸磨。路边的杨树叶子早掉光了，枝杈黑黢黢地戳着天，像谁用炭笔画上去的。走到老槐树底下，我说：“爹，你回吧。”他站住，手插在袖筒里，缩着脖子，棉袄领子有一边没翻好，翘着。

“在外头，别跟人置气。”他说，“人家说两句，听听就过去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你娘那病，你别挂着，有我在。”

然后他就不说话了。风把老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吹下来，打着旋儿落在我们脚边。他张了张嘴，像是还有话，可最终只是从胸腔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那口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，散得极慢，慢慢慢慢，就散没了。

我转身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他还站在槐树底下，手从袖筒里抽出来，朝我摆了摆，又缩回去。风把他的棉袄下摆掀起来，又落下，掀起来，又落下。他的背影在灰蒙蒙的晨光里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黑点，被北风卷走了似的。

那声叹息我一直没忘。它不是叹气，更像是一口憋了很久的气，终于找到一个缝，泄了出来。那口气里有半辈子的土里刨食，有借钱的难处，有对儿子的不舍，也有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歉疚——好像我出去打工，是他的错。

城里的月亮与工地的风

第一站是苏州。二柱在建筑队，我跟着搬砖、和灰、推小车。工地在城东，塔吊的影子每天从东边移到西边，我们就像影子底下的蚂蚁，一趟一趟地跑。白天累得腰直不起来，晚上往工棚的木板床上一躺，浑身散架似的。

工棚的窗户没有玻璃，钉着塑料布，风一吹就鼓起来，呼哒呼哒响。工友们打呼噜的、说梦话的、半夜起来抽烟的，什么声都有。我常常睡不着，就借着工地大灯透进来的光，翻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书页上沾了水泥灰，一翻就掉渣，可孙少平在煤矿下井那段，我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。他好歹还有个田晓霞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第一个月发工钱，六百块。我揣着钱去邮局，填汇款单时手直抖。收款人写父亲的名字，附言栏里想了半天，写了五个字：“买点好吃的。”那个“吃”字还写错了，多了一横，划掉重写，汇款单上涂了个黑疙瘩。

后来往家打电话，是母亲接的。她说父亲收到汇款单，在村部看了半天，老赵头催他签字，他嗯了一声，签完字往家走，一路上没说话。到家把钱塞给母亲，自己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，抽完了才说：“这小子，头个月就寄回来，也不知道自己留够没有。”

母亲在电话那头笑，笑着笑着声音就哑了。我这边握着话筒，工地的打桩机咚咚咚地砸，震得话筒嗡嗡响。她问我吃得惯不，我说惯。问我累不累，我说不累。其实那会儿我正发着低烧，腋下夹着体温计，三十八度二。

那几年我换了好几个城市——苏州、无锡、南京，最后落在杭州。干过快递分拣，送过桶装水，后来学了水电安装，才算站稳脚跟。每年过年回家，父亲都到村口接。他一年比一年矮，背一年比一年驼。头两年还接过我的蛇皮袋，后来拎不动了，就空着手走在前头，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，好像怕我跟丢了。

有一年过年喝酒，他忽然说：“你走那天，我站在槐树底下，风刮得眼窝子疼。”我端着酒杯愣住，他低头夹菜，又说：“你回头看那一眼，我瞧见了。我想喊你，嗓子眼儿里堵着，没喊出来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筷子尖在菜盘边沿上磕了两下，发出细细的脆响。我仰头把酒干了，辣得眼圈发红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原来那声叹息是另一种叮嘱

父亲走的那年，是腊月十九。胆管癌，从查出来到走，不到四十天。我赶回家时，他已经认不清人了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喉咙里有痰音。我握着他的手，还是那么粗糙，裂口里还是嵌着黑泥。他的手指在我手心里动了动，像要说什么，可到最后也没说出一个字来。

头七那天晚上，北风刮得特别凶。母亲说，你爹走那天也是北风，窗户纸呼哒呼哒响了一宿。我坐在堂屋里给他守夜，方桌上摆着他的遗像，就是身份证上翻拍的那张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嘴角往下撇，一看就是被人催着拍的。我忽然就想起来，这么多年，我居然没跟他正经照过一张相。

后半夜困得撑不住，趴在桌上打了个盹。迷迷糊糊听见风声里夹着叹息，一激灵醒过来，屋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遗像上的父亲看着我，嘴角往下撇着。

我倒了杯酒，搁在遗像跟前。我说：“爹，你那声叹气，我听见了。”

他没回答。风把门吹开一条缝，又啪地合上。

收拾遗物时，在他枕头底下翻出一个蓝布包，里面包着我那些年寄回来的汇款单，一张一张，按时间顺序排着，最早那张涂着黑疙瘩的也在。还有一张我十七岁时的黑白照片，是初中毕业照，我站在第三排最右边，眼睛不知道看哪儿去了。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九八年五月，考了全班第九。”

字歪歪扭扭的，那个“九”字写得像“几”。

我蹲在堂屋地上，把那些单子一张一张捋平，眼泪砸在“买点好吃的”那五个字上，把圆珠笔的油墨洇开了一小团。

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知道我头一个月寄钱是想让他放心，知道我过年不回家是舍不得路费，知道我给他买的烟他舍不得抽，一根一根拆开，卷在旧报纸里抽。可他从来不说，就闷着头干活，闷着头吃饭，闷着头把儿子寄回来的每一张纸片都攒着。

那声叹息，我听了十几年，才终于听懂。那不是叹气，那是他把千言万语咽回去之后，剩下的一点响动。他怕说多了我嫌烦，怕叮嘱多了我嫌啰嗦。他想说“别太累”，到了嘴边成了“多穿点”。他想说“爹想你了”，到了嘴边成了“你娘问你啥时候回来”。他想说“在外头不容易就回来”，到了嘴边成了“你自己看着办”。

后来我当爹了，才明白那种咽回去的感觉。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，背着小书包走进校门，头也不回。我站在门口，嗓子眼儿里堵了一团东西，最后也只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那口气，跟我爹当年在槐树底下的一模一样。

今夜北风还在敲窗

杯子里的水凉了。我回到床上，裹紧被子，风还在窗外呜呜地哭。我打开手机，翻到相册最底下，有一张翻拍的老照片，就是那张初中毕业照，像素模糊，人脸都糊了。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那行字，我闭着眼都能描出来。

我起身把窗户推开一条缝。北风钻进来，吹得我打了个激灵，但也把屋子里的闷气换了一遍。楼下那棵梧桐的枯枝在风里晃，路灯照着，影子像一把没撑开的伞。

远处有火车经过的声音，轰隆轰隆的，把风撕开一道口子，又合上了。

我对着窗外的黑夜轻声说：“爹，立冬了，那边冷不冷？”

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在我耳边打了个旋儿，就散了。可我觉得，他听见了。

那个站在槐树底下的背影，那个缩着脖子、棉袄下摆被风掀起的背影，那个把叹息藏起来、只朝我摆摆手的背影，今夜又站在了窗外的风里。只是这一次，他没有越走越远。这一次，他一直在。

写在最后

写完上面这些字，我把窗户关严了，泡了第二杯茶。茶叶是老家寄来的，母亲在集上买的散装绿茶，不贵，但耐泡。第一泡苦，第二泡才出味儿，像有些话，得等上许多年才听得懂。

楼下的风还在刮，可我不觉得它是来敲门的了。它像是路过，顺道捎来一点旧消息——有人曾在北风里站了很久，只为看你走远，再把没说完的话，交给风，一年一年地吹过来。

今夜北风还是北风，可听风的人，不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