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雪节气前熬一锅红薯粥,甜糯里等一场雪落满故乡的屋顶
大雪未至,灶上的红薯粥先甜了。本文从一只红皮红薯写起,回忆儿时母亲在灶前熬粥、父亲在院中劈柴的场景,写到后来离乡、在出租屋里复刻那锅粥的笨拙与释然,最后回到当下——窗外天色沉沉,雪或许就在路上。一碗粥的甜糯里,熬的是一段旧时光,等的是一场落满故乡屋顶的雪。
起笔
大雪还有两天。天却先沉下来了,铅灰的云压着屋脊,像谁把一床旧棉被搭在半空,懒得再收。我站在厨房里,手里握着一只红薯,红皮上还沾着干泥,是楼下菜店老板今早从筐底翻出来的,说最后一筐了,卖完就等明年。红薯不大,形状也歪,可捏在掌心里沉甸甸的,凉,硬,像一块还没醒过来的土。
我把它凑到窗边看。阳光是没有的,可天光落下来,照在那层红皮上,竟透出一点紫,一点赭,像秋天最末一片没掉净的叶子,风霜都吸在里头了。指甲轻轻一掐,皮就破开一小口,露出里面淡黄的肉,黏黏的,渗出一星乳白的浆。那浆沾在指尖,很快就干了,成了一小片薄薄的膜,搓一搓,簌簌落下来。
灶上的水开了。白汽从壶嘴里喷出来,直直的一股,撞到抽油烟机上才散开,漫成一片雾。我把红薯搁在砧板上,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——熬红薯粥,得等水滚了再下米,米在锅里翻着身,才不粘底。这话我听过不下百遍,可真正记住,是在她走了以后的第三个冬天。那时我一个人在城里,第一次自己熬粥,米下了冷水,熬成一锅糊,盛出来像浆糊,我对着碗发了半天呆,眼泪就落进去了。
今天不一样了。今天我先把米淘好,泡在碗里,等水开。红薯削了皮,切成滚刀块,大小不匀,母亲当年也切不匀,她说反正要熬烂的,匀不匀不打紧。刀落下去,红薯块蹦到砧板边上,我伸手去捡,指尖沾了一层黏糊糊的淀粉,滑腻腻的,像小时候玩过的胶泥。
灶前那一锅,熬的是整个童年
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。至少记忆里是这样。那时的雪也大,一下就是一夜,早上推开门,门槛外的雪堆得比门槛还高,父亲得拿铁锹铲出一条路来,铲到院门口,锹把上都结了冰碴子。母亲就在这样的早晨熬红薯粥。灶是土灶,烧的是玉米秸,火苗舔着锅底,红通通的一片,映得她脸上也红。她系着那条蓝布围裙,围裙上补过三回,针脚歪歪扭扭的,是我不小心扯破的那一回她自己缝的。
红薯是秋天从地里刨出来的,在窖里存了一冬,皮皱皱的,可切开还是水汪汪的。母亲切红薯不用砧板,左手托着,右手拿刀,一刀一块,直接往锅里削,削得薄薄的,下锅就软。我在灶边蹲着,看火,其实是看锅。锅盖是木头的,缝里往外冒白汽,那汽里有米香,有红薯的甜,混在一起,稠稠的,暖烘烘的,扑在脸上,睫毛上就凝了细密的水珠。我就用袖子去擦,擦完又扑上来,再擦,袖子湿了一片。
“别急,还得熬。”母亲用围裙擦手,掀开锅盖看一眼,又盖上,“熬到红薯化了,米开了花,才好吃。”
我蹲在那里,数着锅盖缝里冒出来的汽。数到一百,母亲还没掀盖。数到两百,灶膛里的火弱下去了,她又添了一把玉米秸,火苗“呼”地窜起来,锅里的咕嘟声就大了。数到三百的时候,她终于拿碗了。
那粥盛在粗瓷碗里,黄澄澄的,红薯块已经化了大半,只剩几小块还囫囵着,用筷子一夹就散。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,亮亮的,像一层薄冰,可吹一口气就皱。我捧着手心烫得直倒,母亲就说“搁桌上晾晾”,可我等不及,一边吹一边吸溜,烫得舌头直伸,还是往嘴里送。甜。红薯的甜是土里长出来的甜,不尖,不飘,沉甸甸地压在舌根上,咽下去,胃里就暖了一片,像揣了个小炉子。
父亲铲完雪进来,帽子也不摘,先盛一碗。他吃得快,呼噜呼噜的,三两口一碗见底,把碗往锅台上一搁,说“再来一碗”。母亲给他盛,他就蹲在灶边吃。灶膛里还有余火,他的脸在火光里一明一暗的,胡茬上挂着一点粥渍,他也不擦。我那时觉得,冬天就该是这个样子——雪在门外,火在灶里,粥在碗里,父亲蹲着,母亲站着,我在他们中间蹲着,像一棵还不会走路的小苗,根就扎在这间灶屋里了。
后来我离开了,那口锅就凉了
再后来,土灶拆了,村里改煤气。母亲用不惯,说煤气火“虚”,熬的粥不香。她试过几回,确实不香,就索性少熬了。等我上了高中,一个月回一次家,她已经习惯了用高压锅,红薯也不削成滚刀块了,整只扔进去,压二十分钟,拿出来烂糊糊的,像一锅泥。甜还是甜的,可没有灶火气,吃着吃着就寡淡了。
有一次我放假回家,进门没闻到粥味,就问:“妈,没熬粥?”
她正坐在堂屋里择菜,头也没抬,说:“熬那干啥,你又不常在家,我跟你爸随便吃一口就得了。”
我没说话,把书包放下,走进厨房,看见灶台上落了一层灰,锅盖倒扣着,里头还剩半锅凉粥,表面结了一层皮,干巴巴的。我伸手摸了摸那锅沿,凉的。那一年我十七岁,忽然觉得母亲老了——不是白头发那种老,是那种“不熬了”的老,好像她心里那口灶,火苗也弱下去了。
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,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宿舍里暖气不足,我裹着被子给家里打电话。母亲接的,问我吃没吃饭。我说吃了,食堂的粥,稀得跟水一样。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你买俩红薯,搁电饭锅里跟米一块儿煮,也甜。”我说好。挂了电话,我就去超市买了红薯,回宿舍用电饭锅煮。可电饭锅是煮饭的,没熬粥那档,我水放少了,煮出来一锅红薯饭,硬的,噎人。我坐在床沿上,拿勺子挖着吃,吃了一半,忽然想起母亲掀锅盖时冒出来的那股白汽,想起灶膛里红通通的火,想起父亲蹲在灶边呼噜呼噜喝粥的样子。我放下勺子,没出息地哭了。
哭什么呢?也说不上来。不是想家,不是委屈,就是觉得——那口锅凉了以后,有些东西就跟着凉了,你再怎么往里头添柴,也烧不回原来的火候。
原来甜的东西,要慢慢熬
去年秋天我搬了家,新租的房子有个小厨房,带一口旧铁锅。我拿它熬的第一样东西,就是红薯粥。头一回水放少了,糊了底,锅底结了一层黑痂,我用钢丝球擦了半宿。第二回水放多了,清汤寡水的,红薯是红薯,米是米,各过各的。第三回我学乖了,水放得不多不少,米先泡半个钟头,红薯切小块,水滚了下米,米开了花下红薯,小火慢咕嘟,咕嘟了四十分钟。掀开锅盖那一刻,白汽扑了满脸,我闭了一下眼睛——就是这个味儿。
那之后我常熬。有时候加几颗红枣,有时候撒一把枸杞,可最常熬的还是什么都不加的,就红薯和米。熬的时候我不干别的,就站在灶边看火。火是煤气的,蓝幽幽的,没有土灶那种红通通的热闹,可看久了也踏实。锅里的咕嘟声,咕嘟,咕嘟,一下一下的,像有人在外头轻轻敲门,不急,不催,你知道它就在那儿。
前些天翻手机相册,翻到一张老照片——是母亲蹲在灶前烧火的背影,我拍的,那时候刚有带摄像头的手机,像素低,糊得连五官都看不清,可那件蓝布围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把照片存下来,设成了桌面。有天晚上熬粥,我把手机立在锅台边,一边搅粥一边看那张照片。粥熬好了,我盛了一碗,坐在桌前吃。窗外天已经黑透了,楼下有小孩在喊妈妈,喊声被风一吹,断断续续的。我吃着吃着,忽然想明白了——
原来甜的东西,是要慢慢熬的。急不得,也省不得工序。你省了泡米的时间,米就不开花;你省了看火的工夫,锅就糊底。人跟人的情分也是这样,熬着熬着,就稠了,就甜了,就分不开了。可熬着熬着,火候过了,也就糊了,苦了,吃不成了。母亲那口灶后来凉了,不是她不熬了,是她想熬的人不在跟前了。我那时候不懂,现在懂了,可懂了的这个我,已经站在另一口锅跟前了。
大雪前夜,粥在灶上,雪在路上
今天这锅粥,我熬了快一个钟头。红薯是歪的那只,切出来大小不匀,有几块小得跟指甲盖似的,一滚就化了;有几块大的,还囫囵着,筷子一戳就酥。米是圆粒的,熬开了花,粥汤稠得挂勺,盛起来往碗里倒的时候,是一坨一坨往下坠的,不像水,像融了的年糕。
我盛了一碗,没放糖。红薯本身的甜就够了。我端着碗坐到窗边,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掉光了,枝丫黑黢黢的,支棱在天上,像谁用毛笔蘸了淡墨随手画的。天还是阴着,云没散,可颜色浅了些,从铅灰变成了灰白。手机上说明天有雪,大雪节气,应景。
我喝了一口粥。烫。吹了吹,又喝一口。甜。红薯化在粥里,粥里裹着红薯,分不清谁是谁了。我想起母亲说的“熬到红薯化了,米开了花”,想起父亲蹲在灶边呼噜呼噜的声儿,想起那口凉了的老锅,想起我在出租屋里糊了底的第一锅粥。这些念头一个一个冒出来,又沉下去,像锅里的红薯块,咕嘟一下浮上来,又咕嘟一下沉下去。到最后都化了,融在粥里,甜在一处。
窗玻璃上凝了一层水汽。我伸手抹了一下,抹出一道透明的缝,往外看——天灰着,路空着,梧桐枝上停着一只麻雀,缩着脖子,像个毛球。雪还没来。可我觉得它已经在路上了,在云层上面,在风里头,在某个比我高的地方攒着劲儿,就等着夜里落下来。落下来盖住屋顶,盖住车顶,盖住院角那堆还没收的白菜。落下来的时候,最好悄没声的,让我一觉睡醒,推开门,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——
那时候我大概会再熬一锅红薯粥。就着窗外的雪喝,一碗,两碗,喝到浑身冒汗,喝到觉得这个冬天也没那么难熬。
锅里的粥还剩半锅。我盖上锅盖,留着,明天早上热一热,更稠,更甜。雪要是真下了,我就端着碗站在窗边看。雪要是没下,也不要紧,粥甜着呢,日子长着呢。
写在最后
写完这篇的时候,我又去厨房看了一眼那锅粥。它已经凉透了,表面结了一层膜,用勺子一挑,整片挑起来,软塌塌地搭在勺背上。我尝了一口凉粥,甜还是甜的,只是不烫了,温温的,像一个人把话咽回去之后,留在嘴边的那点热气。
我不知道明天到底下不下雪。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。可这碗粥我是熬成了,熬得不算最好,可我自己喝着舒坦。写这些字的时候,我一直在想母亲蹲在灶前的那个背影。她那时候大概也没想什么大道理,就是熬一锅粥,等一家人起来吃。可就是这一锅一锅的粥,把日子串起来了,串得松松的,可没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