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后一个人在出租屋感冒发烧，那种没人递水的滋味我憋了三天

返程第三天，我发烧了。十月四号早上六点，我是被冷醒的。出租屋的窗户没关严，风从那条两厘米的缝里往里灌。我裹着从老家带回来的薄毯，后知后觉地摸了一下额头——烫的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是算了一下药箱里还剩几粒布洛芬。

那天早上，我对着体温计愣了五分钟

三十八度七。水银体温计在腋下夹了足足十分钟，拿出来的时候我眯着眼睛对着窗户光看了半天，生怕看错。三十八度七，在老家的话，我妈已经端着姜汤站在我床边了，嘴里念叨着“让你昨天穿那么少”。

可这里没有姜汤。这里是杭州城西一个十二平米的出租屋，月租两千三，押一付三，合同签到了明年三月。我坐在床沿上，脚踩着冰凉的地砖，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邻居洗衣机转动的声音，嗡嗡的，像一头困在墙里的牛。

我打开手机，翻到外卖软件，搜“感冒药”，最近的药店一点二公里，配送费六块五。我下单了，然后又取消了。因为我想起来药箱里还有药，上个月同事感冒分给我的，三粒连花清瘟，两粒布洛芬，还有一板不知道过没过期的阿莫西林。

我把布洛芬抠出来一颗，就着隔夜的凉白开吞了。水杯是宜家买的那个九块九的玻璃杯，杯壁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我一直没扔。

翻遍通讯录，我没找到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

吃完药我躺回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只蹲着的猫。我看了很久，然后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微信通讯录。

四百七十三个好友。我往下划了一遍，又往上划了一遍。

爸妈不能打。上次视频的时候我妈看见我桌上吃了半盒的外卖，眼睛红了一圈，说“你要不回来吧”。我笑着说“我在这边挺好的”。这通电话要是打了，她今晚肯定睡不着。

同事不能打。国庆前刚因为一个方案跟组长闹得不愉快，组里的人都装作没看见。现在打电话跟人说“我感冒了”，换来的最多是一句“多喝热水”，然后成为下周一茶水间的八卦。

朋友呢？大学室友在成都，刚生了孩子，朋友圈全是婴儿照片；高中同学在深圳，上次聊天停留在去年中秋的群发祝福。我点开一个对话框，打了几个字：“在吗，我好像发烧了。”看了两秒，删掉了。又点开另一个，打了“一个人在家生病真难受”，也删掉了。

最后我锁了屏。

下午两点，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面

中午的时候饿醒了。冰箱里翻出半把挂面、两个鸡蛋、一包榨菜。我烧了水，把面下进去，打了个蛋花。锅是拼多多买的三十九块的小奶锅，电磁炉嗡嗡响。我站在灶台前，手撑着台面，觉得腿有点软。

面煮好端到床边，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。不是没胃口，是那种一个人坐在空房间里吃挂面的孤独感，比发烧更让人难受。我想起去年过年回家，我妈炖了排骨汤，我爸把汤碗推到我面前说“多喝点，在外面哪有这个”。我当时还嫌他唠叨。

我把面放在床头柜上，又躺下了。那碗面后来坨了，我晚上倒掉的时候，面条粘在碗底，冲了半天才冲干净。

晚上七点，我做了一个决定

傍晚体温升到了三十九度一。我裹着毯子去社区医院，走路过去十五分钟，风一吹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，量了体温，听了肺，说“病毒性感冒，挂个水吧”。

输液室里坐了六个人。一对老夫妻，老太太在给老头剥橘子；一个妈妈带着五六岁的女儿，女孩在玩手机游戏，声音外放着；还有两个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，各自低头看手机，谁也不看谁。

我坐在角落的塑料椅上，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下掉。护士给我扎针的时候说“手有点凉啊”，我说“嗯”，然后就没话了。挂完水出来已经九点半，杭州的晚上降温了，我缩着脖子往回走，路过一家还在营业的便利店，进去买了一瓶热豆浆。收银员是个小伙子，扫完码问我“要不要袋子”，我说“不用了，谢谢”。就这两句话，是那一整天里唯一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刻。

写在最后

今天是感冒第三天，烧退了，嗓子还在疼。我把这件事写下来，不是想说自己有多惨。我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几十万人跟我一样，一个人租房、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生病、一个人扛过去。

只是想找个地方说一句：如果你也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发着烧，翻遍通讯录不知道该找谁——我懂那种感觉。不是矫情，是那一刻真的很安静，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如果你也有说不出口的话，这里永远有人听。去树洞留个言吧，哪怕只是写一句“我今天感冒了”，也会有人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