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秋芦苇白了,想起故乡河滩那片苍茫与风中的爹娘
晚秋的风吹白了一河滩的芦苇,也吹开了记忆的闸门。这篇散文从城市江边的芦花写起,一路回溯到故乡河滩上割苇编席的父亲、在灶前蒸芦花糕的母亲,以及那个在芦花丛中走丢的童年。文字沉静克制,写尽晚秋时节异乡人对故乡与亲人的绵长思念。
起笔
十月将尽的时候,江边的芦苇忽然就白了。像谁在夜里偷偷撒了一层薄薄的霜,又像是谁把旧年冬天的雪,提前铺在了这一片滩涂上。我每天傍晚沿着江堤走,前些日子还只是些毛茸茸的灰穗子,在风里晃啊晃的,不声不响;可霜降一过,它们仿佛约好了似的,一夜之间齐齐地白了头。风从江面吹过来,那些芦花便轻轻碎碎地飘起来,落在我的肩膀上,落在自行车把上,落在长椅上看报老人的镜片上。我伸手去接,它却不肯停留,从指缝里溜走了,轻得像一声叹息。
就在那个瞬间,我的心猛地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。这芦苇,这白茫茫的一片,这风里摇荡的弧度——太熟悉了。熟悉得让我恍惚以为自己正站在故乡的河滩上,站在二十年前的某个秋末黄昏里。
故乡也有芦苇。在村东那条河的滩地上,曾经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。那时候我们叫它“苇子坑”,大人们说那里有野兔子,有水蛇,小孩子不许往深处跑。可越是不让去,我们越觉得那一片苍茫里藏着天大的秘密。
如今江边的芦花也白着,白得一样,又似乎不一样。一样的白,落在不同的眼睛里,就生出不同的重量来。
河滩上那些摇摇晃晃的芦花
故乡的河滩不像现在城市里的湿地公园,被栈道和观景台收拾得规规矩矩。它是野的,是散的,是漫不经心的。河水涨上来又退下去,留下松软的淤泥,芦苇就在这淤泥里扎了根,一丛一丛地疯长,高过人头,密得连风都钻不透。到了晚秋,苇秆由青转黄,穗子由紫灰变成银白,整片河滩就像盖了一床旧棉絮,松松垮垮的,风一吹就窸窸窣窣地响,像有无数人在说悄悄话。
我记忆最深的是跟爷爷去割苇子。爷爷编得一手好苇席,秋收之后,他总要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,带上镰刀和麻绳,去河滩上忙活大半天。我像条尾巴一样跟在后头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滩上,鞋子经常被芦苇茬子扎穿,回家挨一顿骂,第二天照跟不误。爷爷割苇子的时候不说话,弯着腰,镰刀一挥,一丛芦苇就齐刷刷地倒下去,像理发师推平了半面墙。他把割下来的苇子捆成方方正正的一摞,用膝盖压一压,麻绳一勒,然后往独轮车上一架,推着往回走。我跟在后头捡那些散落的芦花,攒成一小把,举在手里当拂尘,一边走一边甩,白毛毛飘了一路。
有一回,我蹲在苇丛里捉蚂蚱,一抬头发现爷爷不见了。四周全是白茫茫的芦花,风哗哗地推着它们朝一个方向倒,又推着它们站直。我喊了一声“爷爷”,声音被芦苇吞掉了,连个回声都没有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“苍茫”——就是天也白、地也白,你站在中间,小得像一粒苇籽,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后来爷爷从一丛芦苇后面探出头来,笑着说:“喊啥?就在这儿呢。”他手里捏着两只用苇叶折的小船,递给我一只,说:“拿回家放水缸里,能漂三天。”
那两只苇叶船后来真的在水缸里漂了三天,第三天晚上,其中一只沉了,另一只被奶奶捞出来,夹在灶台的灶王爷像后面,说是压着,别让灶王爷嘴碎。
如今爷爷早已不在了,苇席也没人编了。前些年回去,河滩被平整成了农田,只剩下靠河沿的窄窄一条还长着些芦苇,稀稀拉拉的,像老人头顶残存的几根白发,风一吹就露出底下的黄土来。
母亲说,芦花糕要趁热吃
晚秋的芦苇,在故乡还有一样用处——蒸芦花糕。这名字听起来雅致,其实做法土得很。母亲在芦苇刚抽穗、还没完全变白的时候,掐下最嫩的穗尖,清水淘洗几遍,拌进糯米粉里,撒上一点红糖,上笼蒸。蒸出来的糕带着一股草叶的清气,甜得不浓,咬一口,牙齿缝里都是野地的味道。
我记得有一年秋末,我得了重感冒,烧得迷迷糊糊的,躺在炕上不想动。母亲从河滩上回来,裤脚上沾着泥,手里攥着一小把青中带白的芦花穗子,说:“给你蒸糕吃。”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,一边烧火一边择芦花,火光映着她的侧脸,一明一暗的。灶膛里的柴噼啪地响,锅盖边缘冒出白白的水汽,整个灶屋都雾蒙蒙的。我趴在炕沿上看她,觉得她的背影又宽又窄——宽的是肩膀,窄的是腰,像一株被风吹了太久的芦苇,弯着,但没断。
糕蒸好了,她端到炕头,用筷子夹一块吹了又吹,递到我嘴边,说:“趁热吃,凉了发硬。”我咬了一口,烫得直吸溜嘴,她就在旁边笑,说:“急啥,又没人跟你抢。”
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块糕。后来在城里的饭店也见过“芦花糕”,装在白瓷碟子里,精致得像工艺品,尝一口,甜是甜的,可就是缺了点什么。缺了灶膛的烟火气,缺了母亲吹凉的那一口气,缺了炕头上那块补丁摞补丁的旧褥子。
母亲后来也进了城,帮我带孩子。有一年秋天,小区池塘边冒出了几丛芦苇,她路过时站住看了好一会儿,回头跟我说:“这苇子长得不行,太瘦了,穗子也小。”我说这是观赏的,不结籽。她哦了一声,又说:“你小时候那才叫芦花呢,一大片一大片的,割都割不完。”说完推着孩子走了,没再回头。
我站在那儿,看着她的背影混进遛弯的人群里,忽然觉得她的步子比以前碎了很多,也慢了很多。那些年在河滩上走得风风火火的女人,如今过个马路都要左右看半天。
芦花深处,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
说到故乡的河滩,绕不开一个人——我的发小,阿亮。
我们俩的童年,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泡在那片苇子坑里。夏天摸鱼,秋天逮蚂蚱,冬天在冻硬的河汊上滑冰。芦苇荡是我们的王国,每一丛苇子后面都可能藏着“敌人”,每一道水沟都是“护城河”。阿亮比我胆大,总喜欢往深处跑,我跟在后面又怕又兴奋,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。有一回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说:“我找到一条路,能穿到河对岸去,你敢不敢?”我说你敢我就敢。两个人便钻进了芦苇丛里,拨开苇秆往前走,脚下的泥越来越软,水越来越深,最后没过了膝盖。芦苇高过我们两个头,风一吹,头顶上沙沙地响成一片,像有千军万马从天上过。
走了大概半个钟头,我们发现自己迷路了。四周全是白茫茫的芦花,长得一模一样,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阿亮一开始还嘴硬,说“我认得路”,后来也不说话了,只是闷头往前走。天渐渐暗下来,远处村里传来谁家喊孩子吃饭的声音,隐隐约约的,像隔着一层水。我忍不住哭了,阿亮回头瞪我一眼,说:“哭啥?跟着我走就是了!”他折了一根苇秆,在泥地上画来画去,最后选定一个方向,说“这边”。我们走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,终于看到了河堤上的那棵歪脖子柳树。
爬上岸的时候,两个人的裤子全湿透了,鞋里灌满了泥浆。阿亮看了我一眼,忽然哈哈大笑,说:“你看你,像个泥猴子。”我也笑,笑着笑着又哭了。
后来上了初中,阿亮去了县城,我留在镇上。再后来我考学出来,听说他去了南方打工,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。有一年春节碰见,他胖了一圈,递烟给我,我摆摆手说不抽。他笑了一下,自己点上,说:“还记得咱俩在苇子坑里迷路那回不?”我说记得。他说:“那会儿真傻。”然后就没话了。我们站在村口的路灯底下,他抽完一根烟,说还得去丈人家吃饭,拍拍屁股走了。
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。偶尔在家族群里看到他的动态,晒娃、晒工地食堂的饭菜、晒过年回家的车票。有一次他发了一张河滩的照片,配了两个字:“没了。”照片里是平整的农田,远处一台挖掘机停着。我在底下点了赞,没留言。
有些路,走着走着就没了。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散了。跟芦苇没关系,跟晚秋也没关系,可一到芦花白了的时候,这些人和事就自动浮上来,按都按不下去。
原来思念是白色的
这些年我慢慢发现,记忆是有颜色的。
春天的记忆是绿的,嫩得滴水;夏天的记忆是金的,晒得发烫;冬天的记忆是灰的,缩在棉袄里不想动。而晚秋的记忆,是白的。是芦花那种白,不是雪白,也不是纸白,是带着一点茸茸的暖意、风一吹就散开、落在掌心里还微微发痒的白。
我有时候想,人为什么要思念故乡呢?故乡有什么好?土路、旱厕、冬天冷得伸不出手、夏天蚊子多得能抬走人。可一闭上眼,浮上来的偏偏是那些最没用的东西:河滩上的风、灶膛里的火、爷爷递过来的苇叶船、母亲吹凉的那块糕。这些东西不顶吃、不顶穿,却在你心里扎了根,跟芦苇似的,水退了也不死,来年又发。
也许思念本身就是一种植物。它不长在土里,长在时间的缝隙里。平时看不见,一到某个节气,就开了,白花花的一片,晃你的眼。
前些日子跟母亲视频,她在那头翻箱倒柜找东西,镜头一晃,我瞥见柜子顶上搁着一把干了的芦花,插在一个玻璃瓶里。我说:“你还留着这个?”她说:“那年从老家带的,忘了扔。”停了一下,又说:“放那儿看看,也不碍事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也没再说什么。视频里孩子跑过来喊奶奶,她就把手机支在桌上,去给孩子倒水了。镜头对着天花板,白晃晃一片,我看了半天,竟看出一点芦花的影子来。
人这一辈子,能带走的东西太少了。能带走的,都是轻的。像芦花,风一吹就跟着走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可它落地的时候,会生根。你心里那些放不下的人,大概也是这样落进来的。不打招呼,不声不响,等你发现的时候,已经长成了一片。
今夜江边又起了风
写完上面这些字的时候,天已经黑透了。我披了件外套下楼,又走到江边那条路上。
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,芦苇在光里像一排排瘦高的哨兵,白头白脑地站着。风比傍晚大了些,芦花被吹得东倒西歪,有些穗子被风撕开,絮子漫天飞,沾在灯罩上、栏杆上、我的袖口上。江面上黑黢黢的,对岸的灯火碎在水里,一晃一晃的,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
有一对老夫妻从我身边走过去,老太太指着芦苇说:“这要是搁咱们老家,早割了编席子了。”老头嗯了一声,说:“现在谁还编那玩意儿。”两个人慢慢走远了,声音被风送回来,断断续续的,听不真切。
我掏出手机,翻到母亲的对话框,打了一行字:“妈,今年还蒸芦花糕不?”发出去之后又觉得矫情,想撤回,可还没等按,那头就回了:“蒸。你啥时候回来?”
我看着那五个字,站在风里,忽然觉得眼睛有点发涩。我回:“下个月吧,找个周末。”
她说:“行,我让你爸去河沿上看看还有没有苇子。”
我抬头看了看江边这一片白茫茫的芦苇,它们在风里摇着,像是点头,又像是招手。
晚秋了,芦花白了。故乡的河滩上,应该也白了吧。
写在最后
这篇字,断断续续写了两天。写到爷爷割苇子那一段的时候,我停下来去阳台抽了根烟;写到母亲吹凉那块糕的时候,我又停下来给孩子冲了杯奶粉。生活就是这样,一边写着旧事,一边被新事推着走,两个频道来回切换,有点狼狈,也有点踏实。
我其实不太确定,这些细碎的、没什么用处的记忆,写出来对别人有什么用。可每次一到晚秋,风一凉,芦花一白,这些话就在心里拱啊拱的,不写出来,堵得慌。写完了,也就松快了。
如果你也恰好在这个季节想起了谁,别光想,打个电话吧。听听那头的声音,比什么芦花都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