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节后第一个凌晨三点的朋友圈说给树洞听:我写了又删的那句“我好累”
节后返工第一晚,凌晨三点还醒着。我翻遍通讯录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,把编辑了二十分钟的朋友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。这篇文章写给所有在深夜把心事咽回去的人——关于异地恋的孤独、职场里没人看见的委屈,以及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敢在朋友圈说真话。
凌晨三点零七分,我第三次打开朋友圈的编辑框
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,我加班到晚上十点四十。地铁末班车上没什么人了,我靠在车门边,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——妆花了一半,衬衫领子皱成一团,手里还拎着没吃完的便利店饭团。
回到家是十一点五十。洗完澡躺到床上,手机屏幕亮了一下,是工作群。主管发了一条消息:“节后冲刺,这周大家辛苦一下,周六正常上班。”底下齐刷刷地跟着“收到”,我也打了两个字发出去,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边。
睡不着。
翻来覆去到凌晨两点多,我干脆坐起来,打开朋友圈。光标在编辑框里闪,我打了一行字:“好累啊,真的有点撑不住了。”
看了三秒,删掉。
又打:“有没有人也没睡,聊两句。”
又删掉。想到第二天同事看到会怎么想,想到我妈看到会立刻打电话来问东问西,想到那些不太熟的人会在心里给我贴一个“矫情”的标签。
最后我什么也没发。手机屏幕暗下去,映出天花板上一小块光斑,我盯着它看了很久。
那个“随时可以打扰”的人,已经不在我的列表里了
其实以前我不是这样的。
三年前,我有个习惯——凌晨发疯,只发给一个人看。陈屿。我们是大学同学,毕业后他去了成都,我留在南京。异地第三年,我们分手了。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平常:他忙,我也忙;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,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开会。最后一次视频,他说了句“我们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”,我说“那就别继续了”。
挂了电话,我把他从置顶聊天里移出去,但没有删。我舍不得。分开后的头半年,我还会在凌晨给他发消息,有时候是一张窗外的月亮,有时候是一句“今天被领导骂了”,有时候什么都不说,就打一个句号。
他偶尔回,偶尔不回。后来有一次,他隔了两天才回我一句:“你要学会自己消化一些情绪。”
那句话我记到现在。不是恨他,是恨自己——恨自己把那根救命稻草抓得太紧,紧到对方觉得喘不过气。
今年三月,他换了头像,是一张两个人的合照。我没有点开大图,只是默默把他删了。
从那以后,凌晨三点的朋友圈编辑框,就真的只剩下我自己了。
白天的体面,是晚上一点一点拼凑出来的
节后这几天,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共同的倦。早上九点打卡,工位上此起彼伏地打哈欠。中午吃饭,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小周扒拉着外卖说:“我昨天晚上做噩梦,梦见自己没赶上高铁,醒来发现是闹钟响了,更绝望。”大家都笑了,笑得有点苦。
但没有人说“我不想上班”。没有人说“我真的很累”。没有人说“我昨晚哭过了”。
我们聊房价、聊调休、聊哪个牌子的咖啡提神,唯独不聊自己。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在硬撑的环境里,谁先示弱,谁就像输了。
我特别理解那种“朋友圈不敢发”的感觉。微信里有领导、有客户、有亲戚、有只见过一面的点头之交。你发一句丧气话,可能第二天就有人“关心”你:“最近状态不太好啊?要注意调整。”这种关心像一根针,扎在本来就千疮百孔的气球上。
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真心话挪到了小号、挪到了树洞、挪到了陌生人看得见但熟人看不见的地方。
我翻了一遍通讯录,最后点开了一个不常联系的名字
节后第一个凌晨,我做了件事。我把微信通讯录从上到下翻了一遍——785个联系人,能让我在凌晨三点毫无顾忌地发消息的,一个都没有。
不是没有朋友。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大学室友刚生了孩子,这个点大概在喂奶;前同事在准备考研,每天只睡五个小时;我妈心脏不好,我不敢半夜吓她。
后来我点开了一个名字:阿禾。我们是豆瓣上认识的,没见过面,偶尔互相点赞。她上次发动态说“失眠的可以找我聊天”,配了一张猫的照片。
我打了一行字:“你睡了吗?我有点睡不着。”
发出去之后我就后悔了,想撤回,手指悬在屏幕上。两分钟后,她回了一个字:“在。”
然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。没聊什么大事,她说她也在节后失眠,说她的猫今天吐了毛球,说她白天在电梯里被领导问“最近是不是胖了”气得晚饭都没吃。我笑出声,又怕吵到邻居,用被子捂住嘴。
天快亮的时候,她说:“你知道吗,你刚才发消息的时候,我其实在哭。但你来了,我就不哭了。”
我说我也是。
写在最后
凌晨三点的朋友圈,我最终还是没发出去。但我想,有些话说出来不一定非要让认识的人听见。有时候,一个陌生人的“在”字,就够撑过一个夜晚了。
如果你也有编辑了很久又删掉的话,有不敢发在朋友圈的心事,有半夜醒来无人可说的孤独——这里永远有人听。不用署名,不用解释,说出来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