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秋晒旧站台牌，漆痕斑驳处藏着故园的汽笛声

初秋的阳光，收敛了夏日的燥烈，变得温驯而绵长。午后，我回到老屋，见母亲正将箱笼里的旧物一一搬到院中晾晒，说是怕秋老虎反潮，糟蹋了东西。我便也去帮忙，在堆满杂物的小隔间里，我弯下腰，手触到一块冰凉而粗粝的物件——是一块铁牌，从一片破旧的油毡布下滑落出来。

我提起来，掸去蛛网与灰尘，是一块站台牌。铁皮已经锈蚀，边角卷翘如焦脆的纸，墨绿色的漆面上布满了细密的裂纹，像老人手背上的皲皱。牌上的字迹模糊了，只依稀辨出「故园」二字，另一边的字迹早已被岁月啃噬得只剩几个辩不清的笔画。母亲看见，愣了一下，说：「这还留着呢。」老屋是曾祖父留下的祖屋，推窗见山，开门近水，只是老家的火车站早已荒废了，站房拆了，铁轨也拆了，站台牌能留存下来，实属一种奇迹。

故园的站台，旧日的集散之地

记忆里的故园火车站，是镇上最热闹的去处。童年时，随祖父去赶集，总要穿过那一条通往车站的土路。两旁的法国梧桐，一到秋天，叶子便黄得灿然，风过处，哗啦啦地响，像千手观音摇着无数金箔。车站不大，候车室四面透风，木条长椅上永远坐着三五个等车的人，或低头抽着旱烟，或望着门外发呆。站台牌便立在一号站台上，墨绿色的油漆在阳光下泛着沉静的光，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，看着南来北往的旅人。

祖父常说，这站台牌是个见证者。它见过太多次的离别与重逢。春日的清晨，它目睹新婚的妻子送丈夫远行，两个人的手在月台上紧紧交握，半晌，男人才狠下心来，松开手，踏上绿皮车厢。火车启动时，妻子追赶了几步，哭喊着他的名字，站台牌就那样沉默地立着，像一个不知悲喜的判官。秋天的傍晚，它又迎接一位远归的游子，那人提着皮箱，在站台上站了许久，才蹲下身去，捧起一捧故乡的土，混着泪，又扬在风里。

漆痕中的岁月，汽笛里的乡愁

我摩挲着那块旧站台牌，指甲抠进一道深深的漆痕里。漆痕之下，是更为陈旧的底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像树的年轮，记录着补漆的次数。每一次补漆，大概都是因为风雨的剥蚀，或是旅人凭倚的磨损。我忽然想，这牌子上，不知曾靠过多少人的肩膀，多少人的汗水与泪水，都渗进这厚重的漆里，变成一种沉郁的气息。老祖母在世时，曾对我说，她年轻的时候，每天傍晚都要到站台上站一会儿，不是为了等谁，只是为了听那一声汽笛。汽笛拉响时，声音又长又亮，穿过田野，穿过山峦，她心里便觉得踏实，觉得这世界还在运转，日子还很长。

故园的汽笛声，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我十七岁那年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去省城读书。父亲送我到车站，正是初秋，阳光也是这样温柔。他帮我把行李放上行李架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，数了又数，塞进我手里，只说：「在外头，自己照顾好自己。」汽笛响了，火车缓缓启动，我趴在车窗上，看见父亲站在站台牌下，向我挥手。他的身后，那块墨绿色的站台牌静静地立着，漆痕斑驳，像岁月里不肯老去的标点。那时我并不知道，这一别，便是与祖父的永诀。第二年春天，祖父病逝，父亲在电话里哽咽着说，祖父临走前，还念叨着，等我暑假回来，要带我去站台上听汽笛。

初秋晒旧物，故园入梦来

初秋的风，带着干爽的凉意，从院门吹进来。我把站台牌靠在椅背上，阳光正正地晒在上面。漆痕里的纹路，在斜阳下显得格外清晰，像一张被岁月加密的旧地图，每一道裂纹都指向一个记忆的坐标。我恍惚想起，那年夏天，我在站台牌下读完了一整本《小说月报》，旁边的候车椅吱吱呀呀，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讲她儿子在城里安了家，她要去帮忙带孙子，语气里半是欢喜半是愁。我还想起，有一年发大水，水漫到站台上，站台牌泡在泥水里，只剩一个尖顶露在外面，像一只溺水的手，挣扎着要抓住什么。大水退后，父亲用棉纱蘸着桐油，仔细地擦洗铁牌上的淤泥，一边擦一边说：「这牌子，是咱们镇的脸面，擦亮了，外头的人才找得着回家的路。」

如今，火车早已停运，站台也夷为平地，可父亲的这句话，却像一个深邃的谶语，在岁月的深处回响。故园的站台牌，在初秋的日头下，静静地晾着。漆痕斑驳，仿佛每一道痕都埋着一节故事——关于等待，关于离别，关于归来，关于一个人与一片故土之间无法斩断的牵挂。我拿起相机，给这块旧站台牌拍了一张照。照片里，阳光将它晒得有些发烫，漆痕里似乎有光影在流动，就像那一声悠长的汽笛，即将穿透时光，在故园的田野上，再一次拉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