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重阳登高望远，山风里念亲恩与半生漂泊

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，从山脚往上走的时候，路边的野菊开得正野，一蓬一蓬地伏在石缝里，像是谁家孩子随手撒出去的金纽扣。2026年的重阳，我又是一个人。算起来，这是在外过的第十七个重阳了。每一年都说要回去，每一年都让日子绊住了脚。山不算高，可爬到半山腰，回头一望，整座城市的楼宇已经缩成了灰蒙蒙的积木，风从耳边过去，呜呜的，像谁在远处喊我小名。

一、插茱萸的人，如今只插一枝野菊

小时候在老家过重阳，是要插茱萸的。父亲从屋后那棵老茱萸树上剪下几枝，红彤彤的果子攒成一簇一簇，母亲用红棉线扎了，往我和妹妹衣襟上别。她说，茱萸能驱邪，能避灾，能保一年平安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邪什么叫灾，只觉得那一小把果子挂在胸前，走路都带风，香得很。

父亲还爱在重阳这天带我去后山认菊。他指着石缝里黄的那丛说，这是野菊，能入药；又指着田埂上白的那簇说，这是甘菊，泡茶最好。他蹲下身，掐一朵凑到鼻尖，闭着眼闻，然后递给我。那气味苦里带甜，涩里有清，像把整个秋天都揉碎了含在嘴里。我问他，为什么重阳要登高？他说，人站得高了，心就宽了，看得见远方的路，也看得见来时的路。那年我八岁，只觉得山风大得能把人吹跑。

如今我在异乡的山上，没有茱萸可插，只在路边摘了一枝野菊，别在随身的帆布包上。花瓣细瘦，颜色是那种不张扬的黄，凑近了闻，还是记忆里的苦香。风一吹，花瓣颤颤的，像母亲缝在我衣领上的那根线，随时会断，又始终连着。

二、半生漂泊，乡音是唯一的行李

十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只带了一个箱子。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、一本《唐诗选》，还有母亲连夜赶做的一双布鞋。她说，出门在外，脚要踩得踏实。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，底磨薄了也舍不得扔，后来搬了几次家，不知道压在哪只纸箱底下，再也没找见。

这些年去过不少城市。南方的梅雨天，墙壁淌水，被子潮得能拧出泪来；北方的冬天，风刮在脸上像细刀子割，走在路上连呼吸都是白的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最先找的不是超市，不是地铁站，是菜市场。听见有人吆喝“新鲜的小菜”，脚步就慢下来——那调子跟老家集市上的一模一样。有一年在西北的菜场里，听见一个老太太用家乡话讨价还价，我站在旁边听了很久，眼泪差点没忍住。乡音这东西，平时不觉得，一听见，心就像被人攥了一把，又酸又热。

重阳节在异乡，其实是寂寞的。城里人过重阳，不过是在日历上多看一眼，最多买块重阳糕应个景。有一年公司发了一盒糕点，说是重阳福利，我拿回家拆开，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方形糕，甜得发腻，咬一口就放下了。我想起老家蒸的重阳糕，母亲用新米磨浆，一层粉一层糖，中间铺几粒红枣，出锅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米香。她总把第一块切下来，先供在灶头，说敬灶王爷，再分给我们。那糕是热腾腾的，拿在手里烫手，咬一口软糯，甜得不急不躁。

三、山风里的电话，隔着千里报个平安

爬到山顶的时候，太阳正好偏西。天边铺着一层薄薄的云，被落日染成藕粉色，山下的江水亮晶晶的，像一条没系紧的绸带。我找了块石头坐下，掏出手机。屏幕上显示着母亲的未接来电，三个。拨回去，响了四声她才接。她说，今天重阳，你吃糕了没有？我说吃了，买了。她哦了一声，又问，你那边冷不冷？我说不冷，穿了外套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爸今天也去后山了，摘了一把野菊回来，插在你以前用的那个搪瓷杯里。

我的搪瓷杯还在。白底蓝花，杯沿磕了一小块瓷。那年上大学走的时候，我把它留在家里了。母亲一直收着，放在堂屋的条几上，偶尔插几枝野花。她说，你人没回来，杯子在，也算你在。我在电话这头嗯了一声，没敢多说。风从山谷里涌上来，把头发吹乱了，我伸手去理，手背碰到了那枝野菊，花瓣上沾着凉露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那里很久。看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，看山脚下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。远处的城市像一片发光的海，而我站在这座小小的山顶上，像一块被海浪遗忘的礁石。人到中年，漂泊久了，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口音、几道菜、几个日期。重阳是其中一个。到了这天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做什么，心里总有一块地方在隐隐地疼，像关节在变天前的酸胀。

四、登高不为望远，为的是让心回家

下山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了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照着脚下的石阶。石阶两旁的野菊在光里一晃一晃，影子投在地上，拉得老长。我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，人站得高了，心就宽了。可此刻站在高处，心却没有宽，反而更紧了。紧是因为知道，山的那边是家乡，山这边的我，是游子。

半生漂泊，谈不上多苦，也说不上多好。不过是从一个异乡，搬到另一个异乡，把行李箱换成了纸箱，又把纸箱换成了柜子。可每次搬家，总有几样东西舍不得扔：一本旧书、一张车票、一只杯子。它们像锚，能把飘着的人稍稍定住。而重阳，就是一年里最重的那只锚。它让你停下来，抬头看一看天，低头想一想人，然后拨一个电话，说一声，我挺好的，你们呢？

山风还在吹。它吹过山顶的野菊，吹过我的衣领，吹向更远的北方。我想象着它翻过几座山，跨过几条河，最后落在我家屋后的那棵老茱萸上，摇一摇，红果子落几颗。母亲也许正弯着腰，把它们一颗一颗捡起来，搁在窗台上晒。

2026年的重阳，我在异乡的山顶，插了一枝野菊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坐了一个黄昏。山还是那座山，风还是那样的风，只是登高的人，鬓角添了霜。但没关系。只要还能登高，还能给母亲打电话，还能在风里闻到野菊的苦香，就知道，自己还没有走远。回家的路，一直在脚下，也在心里。